□ 姜大源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改革的主力——高等职业教育，要提供高质量的职业人才，必须清醒地把握当务之急，在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落实、助兴“一带一路”建设三大领域发力。

高职教育在“实体经济”领域不能缺位

高职教育要始终把为实体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主要以发展服务制造业为重点的职业教育则既要使相关专业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变换器，又要使服务实体经济与服务虚拟经济的专业建设协调发展。因此，高职教育的专业布局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做到“实体”与“虚拟”结合。

高职教育要始终把就业目标放在办学的首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因此，高职教育要树立三大目标：第一，学生毕业后及时就业，此为“有职业”的初级目标；第二，“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此为“好职业”的中级目标；第三，“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此为“创业就业”的高级目标。此外，高职教育的“双创”教育，应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做到“就业”与“创业”结合。

高职教育要始终把知识的应用放在首位。传统的学科体系是基于知识存储的量化结构，而职业教育行动体系的工作过程结构，是基于知识应用的质性结构。以客观存在的工作过程作为积分路径，从应用性、人本性和操作性3个维度，将学习内容、先有知识与学习过程在工作过程中予以系统化集成，通过解构与重构，在比较、迁移和内化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方法论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应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做到“应用”与“存储”结合。

高职教育在“精准扶贫”领域不能缺位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高职教育助力“精准扶贫”需要理顺3大关系。

理顺精准的职业教育需求与精准的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针对性问题。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职业教育扶贫供给，要建立在既要找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又要找准个体能力的发展需求，即精准的整合职业教育需求，为社会提供接地气、易操作、受欢迎的职业教育扶贫供给措施。

理顺精准的职业教育扶贫与精准的经济扶贫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协同性问题。作为提供必不可少的“输血”功能的经济扶贫，必须与提供不可或缺的具有“造血”功能的职业教育扶贫相结合，使得“硬”扶贫即资金设备物质的增量，与“软”扶贫即人才培养培训的增量结合，并要将不同渠道的扶贫基金与职业教育基金捆绑使用。

理顺精准的短期职业教育项目与精准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有效性问题。作为政府扶贫国策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扶贫，既要精准选择见效快的短期职业培训项目，又要精准制订基于终身学习需要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既要根据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短平快的培训，也要同步做好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工作。

高职教育在“一带一路”领域不能缺位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宏伟战略，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高职教育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采取以下5种模式参与其中。

第一，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即结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项目，与当地企业或教育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模式。第二，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即由非政府组织通过非营利的或PPP形式组建的职业教育联盟模式，第三，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通过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人文交流协议框架下的模式。第四，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模式，依据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或院校的专业及课程标准、行业企业的资格标准，与沿线国家教育部门、教育或培训结构，合作举办学校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模式。第五，立足国内教育“走出去”的模式，采用中国高职教育的专业和课程标准及管理经验，接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或管理者到中国学习后由其将中国职业教育“带出去”的模式。

（作者系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专家）